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反腐败

        本网北京调研讯（李国军   臧传朋）作者李雪勤，曾供职于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中央巡视组，现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曾经出版《新中国反腐败通鉴》《中国拒绝腐败》《民主与改革》《探索与辉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6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反腐倡廉思想研究》等著作。

（注：这是2022年10月30日下午我在浙江省委党校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的视频发言。）
  很高兴通过视频参加这次“清廉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10天的时间里，浙江省委党校就召开这样的研讨会，充分体现了浙江省委省纪委雷厉风行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实际行动。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是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引申到反腐败，那么，中国式反腐败，首先要充分地体现中国的历史和时代、理论和实践，同时还要借鉴国际上适合中国实际的反腐败理论和实践成果来为我所用。不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反腐败就不要借鉴国际经验了。我们的经验是，凡是世界文明中有益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那么，中国式反腐败，或者说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有哪些主要内容？我梳理了一下，觉得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核心，定于枢极。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是中国稳定发展的基石。中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则定为一盘散沙，甚至四分五裂。建国以来的历史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领导出现偏差则国危，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时期党的领导出现弱化则国忧，党的十八大以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则国盛。这些年来，中国式反腐败取得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成效，书写了人类反腐败历史的新篇章，不仅为国内老百姓所衷心拥护，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一直以来保持高位，即使是国际社会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可以说，中国坚定不移、力度空前地反对腐败，不仅达到了反腐败实践的制高点，也把握了国际追逃追赃的主动权，占据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
    第二，要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黄帝内经》讲，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病经验，也是治国经验。古人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治国治病的原理是一样的。当前中国的反腐败还是要坚持标本兼治。习近平总书记讲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反腐败的基本方针，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实际上这“三不腐”的底层逻辑，还是标本兼治。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该治标时则治标，该治本时则治本，或者兼而有之。在工作上一个时期有所侧重是正常的，不能说某一个时期专门治标，某一个时期专门治本，不能作这样简单机械的理解。在常态化的情况下，我们就用经常性的工作来应对；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或问题，我们就采取专项治理的办法来应对。总之，要用动态的思路来处理和解决问题。
    第三，要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党的十八大之前，反腐败工作任务往往体现在党的纪委、行政监察、国家检察院等各个职能机构之中。尽管有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来平衡，但由于职权的不同，它们之间还是经常出现不相协调的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深化改革，把行政监察调整为国家监察，使党的纪委和国家监委合署办公，健全和完善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是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现在我们党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的立法、行政、监察、司法（检察权、审判权）的政权框架，使中国式反腐败具备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可以说，现在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最完备的时期，也是最顺畅的时期。二十大党章第四十六条，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中，增加了“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时间不长，还在进一步整合协调过程中，我们还是要继续在完善党的国家监督体系上多做文章。
    第四，要有高远的反腐败目标。中国政治文化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同样，中国的反腐败也一定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不能只看眼前，不能得过且过，不能只以一时一地的计算，还要看趋势，谋全局，计长远。否则就容易出现迷茫，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方向，最终沦为机会主义者。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指引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奋斗的方向。毛主席在1928年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就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1年后新中国就成立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过，要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这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达到的战略目标。5年前，浙江省委首倡“清廉浙江”的战略，提出要努力打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目标，可以说是“清廉中国”最早的倡导者和行动者。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清廉中国与中国的现代化”，“清廉中国”就是我们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第五，要借鉴国际经验，推动国际合作。要借鉴和吸收国际上反腐败的有益理论和实践成果。例如，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借鉴国外加强反腐败立法、健全反腐败法律，推进阳光政府、提高透明度、防止利益冲突，等等。可以说，在反腐败方面，中国借鉴国外的做法是不少的。同时，我们还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了反腐败国际合作新构想，构建反腐败国际合作新平台，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积极倡导推动公平合理的新型全球反腐败治理模式，为全球反腐败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赞誉。
    同时，我觉得我们还应当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要注意研究反腐败的核心。习总书记强调：“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一方面要管住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另一方面要管住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所以，腐败的核心是滥用权力和弃用权力。同权力不相关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消极现象或者丑恶现象，而不能称之为腐败现象。因此，反腐败的核心就是制约和监督权力。各级纪委监委是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专责机关，主要承担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既要保证党章赋予的三项主要任务和六项经常性工作落到实处，还要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最大限度地预防和治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打好反腐败斗争这场主动仗。
    二是要注意用好大数据高科技反腐败。这次俄乌冲突中，美国的星链以及无人机、无人艇等高科技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让大家耳目一新。今天我们反腐败同样要用好高科技。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大力使用大数据监督的方法。前个月我到浙江参加基层清廉建设创新经验发布活动时了解到，浙江正在全省纪检监察系统统一开展大数据监督的基础性工作。只要做好这些大数据监督的基础性工作，就能够对大数据监督范围内的腐败问题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使大量腐败行为原形毕露、无所遁形，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因为大数据监督是实时的、动态的，能够即时发现问题。当然，我们还应当注意大数据监督范围以外的权力因素，防止其滥用或者弃用。
    三是要注意研究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应当说，滋生腐败的土壤、条件和原因有很多。有思想的，有制度的，有法治的，有教育的；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最深厚的土壤和最基本的条件，还是在于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当说，这样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有专家认为，在二次大战以后200多个经济体中，能够实现工业化、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只有韩国和中国（包括台湾省）。而强大的物质基础是反腐败取得彻底胜利的客观条件。这也可以从一些国际经验中得到印证。根据透明国际提供的数据看，2021年清廉指数排在最前面的20个国家（地区）都是发达国家（地区）。发达国家不一定是清廉国家，但清廉国家一定要是发达国家。我们不能想像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能够长期保持清廉，更不能把原生态社会也当成清廉社会。总之，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实现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必须建立在经济社会发达的基础上。这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客观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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